1938年清明节后三天，避日祸而隐于故乡的余绍宋先生来到了豸屏山，写下了四百多字的日记和256字的长诗。诗题也很长，叫《戊寅三月，同胡宝灿、陈兆兰、曹大宝、祝葆谌诸子游豸屏山》。

余先生诗中极写豸屏山的高、孤，秀。

先说高。用“拔地”摹其突兀挺立之势；用“摩苍穹”夸其冲天入云之态；用“百丈峭壁”描其陡削耸峙之形；用“巉岩累叠”形容其险峭盘折之恣；用“余者碌碌皆附庸”反衬其伟岸超拔之雄；用“翘然堪作群山宗”宣赞其傲视不群之气。458米的海拔，在余先生眼里仿佛成了婆娑世界的中心——须弥山王。

我们已经无法从艺术手法的夸张想象来解释余先生笔下的至高至崇至大，我们倒可以借此一窥余先生心中之山川丘壑。因为佛说：“心外无相，相由心生。”心如何，示现的色相与世界便是如何。

观余先生像，端严方正磊落清刚，目炯炯射精光而带温和，嘴角棱棱凝坚毅而隐仁厚。《县志》上说他“南人北相”，确乎然也。《县志》上还说他“善豪饮”，大似太白遗风。揆之于行事，实不负这一张精彩生动的脸。

1924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向法国支付所谓庚子赔款白银六千二百余万两，这便是“金佛郎案”。当时余先生任司法次长，愤而去官，以表抗议，世人称扬。抗战爆发，避居故乡沐尘，吟咏抒怀，以示不与浊恶之世相随逐，隐逸便是直道而行，便是保存一份真心。自1937年迄1943年辑录诗作400篇，曰《寒柯堂诗》，字里行间洋溢爱国爱乡之情。家乡的山水给了他最熨帖和热烈的灵感与爱恋，《龙丘山图》气势壮伟，奔肆酣畅，成为他山水画的代表作。他雄放而挚切的襟怀化为纸上氤氲的水墨。

现在，他在豸屏山。山即我，我即山；山高，我亦高；我随山高，山随我高。可不壮哉！

顶天立地当然是孤独的。他用这些词来形容：“孤立”“失所崇”“势不同”“独有兹峰”。这样一座在北乡平野上突然涌起的翠峰，在余先生看来“甚觉奇特”“极奇伟突兀之观”“是峰屹立无所倚，故最胜也”（语出其日记）。“最胜”是因为“屹立无所倚”，“无所倚”才是英雄肝胆，才是名士襟抱，才是沧海横流中的砥柱，才是广天阔地中的飞鸿。余先生在豸屏山顶找见了自己。他“振衣一啸”冲破“樊笼”，开拓出万古心胸，欲“奋飞”在浩荡的“天风”中。这样的豪迈源于余先生的天然本色，更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当时现实的洞察，我们这个民族苦难太多，“樊笼”太密，但，总能在苦难中涅磐，总能在“樊笼”中冲天。

所以，来到此山，他呼“幸哉”。“幸”在哪里呢？“幸”在此山峻耸独峙，这个样子便是我，超迈于碌碌俗尘；这个样子便是中华，傲立于世界之林。还“幸”在此山的秀丽“绚烂”。此秀何尝不是余先生的文采风流，何尝不是神州的锦绣江山。

南望是“郁葱茏”的“平畴”，北瞻是如“芙蓉”花一样涌起的群峰，西睇是“恣玲珑”的“奇松怪石”，东顾是“垂长虹”般的绵延脊岭。还有那漫铺开遍的“绚烂满山红”，还有那“月台十亩积翠丛，四围修竹拥长松”。高高低低、四面八方，春天的颜色和香气簇拥扑面而来，应接不暇，心旷神怡。余先生忻然慨然有叹：天地的灵秀之气似乎独钟情于此山！

雨纷纷、雾朦朦的清明时节，回望渐行渐远的豸屏山，她被一片白云封锁，已失其所在。余先生大概怅然良久吧。这怅然中是否也隐含着一点对时世艰难的感喟呢？诗中明明写着这一句“我今不乐苦兵戎”。山水豪情的背后藏着余先生忧世伤生的隐痛，这隐痛，是一个正直文人的良心。

余先生的怅然中还有对一株茶树的怜惜。他在日记中这样说道：“殿后大茶树一株，殆千年物，惜为人攀折过甚”。千年茶树固然神奇稀有，但也只是一无情之物。当此战乱生灵涂炭之际，人命尚且不保，何遑念及一树呢。更有愚人，以为树近佛殿得千年不枯殆有灵性，所以攀枝折花携归，自以为因此能得吉运。余先生为此深有婉叹和痛惜。余先生大概不信佛，在他这一首长诗中，他不提寺院，也不露禅意机锋语，但他肯定信仰儒家之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胞物与”。而这样的大爱几近于佛家的“众生平等”和“慈悲”。为一棵树而悼伤的余先生心地柔软且光明。于是他决定“入城后当于官府言之，使其示禁”。事虽小，动口举手之劳而已，但背后，我们看见当仁不让的真心。

“走苍龙”“驰青骢”的冈岭还在，“秀峰捧出梵王宫”的“宫”还在，而且更其轩伟壮观。余先生摩挲过的残牌也还在，余先生咏此山的诗应该会一直在。